谷爱凌连哭都要掐表5分钟,这种高效背后的代价是什么?


最近刷到了谷爱凌的一个采访片段,她分享了自己应对压力的方式:连哭都要做计划、即使崩溃也要高效。

当感到崩溃时,她会哭上5分钟。她说哭也是很费体力的,通常哭到4分半就没劲了,哭满5分钟整个人就好了。

有一次她想去健身房里边跑边哭5分钟,但偏偏那天健身房里面人太多,她觉得在众目睽睽下大哭不合适,于是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
辗转之下,她做了一个极其理性的决定:先在跑步机上只跑步、不哭;等跑完了,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专门抽出5分钟来哭。

她把情绪和场景进行物理切割,像处理一个待办事项一样处理崩溃,顶级的自律且高效。

对此,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一个强者的自我管理,是无懈可击的执行力。但作为一名职场教练,透过这个完美的壳子,我看到的是一种令人心疼的悲壮。

今天我想聊聊这种极致控制背后的代价。

谷爱凌的做法,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台精密的机器来使用。

在这种逻辑里,情绪是废料,需要定点排放(哭5分钟)。

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最终的目标:金牌、赢、完美。为了这个目标,身体的感受、内心的波澜,都是可以被计算、被切割、甚至被暂时屏蔽的干扰项。

这在竞技体育的逻辑里是成立的。因为奥运会本身就是一场反人性的战争,为了赢,运动员必须把自己锻造成武器。

这种模式也正在开始渗透到我们普通职场人的生活里。

我们开始崇拜这种没有情绪波动的机器模式,觉得不敢崩溃、即使崩溃也要讲究效率,才是成熟的表现。

当谷爱凌把功能性置于感受性之上时,她其实正在切断与自我的真实连接。

她知道痛会影响训练,所以要在5分钟内处理完痛。但长此以往,这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情感上的麻木。

这就是令人不安的地方:再发展下去,她可能对自己是快乐还是悲伤不再敏感,只知道自己是否高效。

再深一层看,这种极致的理性,真的是她的天性吗?

还是说,这是一个在聚光灯下长大的孩子,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期待,而被迫发展出来的高级防御机制?

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过一对著名的概念:“真我”与“假我”

当一个孩子从小被期待成为完美、坚强的人时,为了顺从环境,这个孩子会发展出一个无懈可击的“假我”来应对世界。

对应到谷爱凌,她可能是用“假我”这个壳子去拿金牌、去上名校、去应对媒体,完美得滴水不漏。

但那个真正想哭、想失控、想不讲道理的“真我”,被死死锁在了地下室里,只有在允许的时候高效地被放出来5分钟,然后立马再锁上。

这种分裂是高风险的。

现在她能持续赢,外部的奖赏也足够大,金牌和掌声足以支撑“假我”这个壳子。

但是如果当有一天,外部的奖赏消失了,或者当她不需要再维持这个高绩效机器运转时,那个被压抑已久的“真我”可能会发起报复性的反弹。

很多成功人士的中年抑郁,往往就是那个被忽视的“真我”,对“假我”发起的最后罢工。

所以,回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,我们真的需要学谷爱凌,连哭都要掐表吗?

我的想法是:除非我们正处在不得不赢的战争状态,否则不要轻易启动这种程序。

对于大部分人而言,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,而不是把生活变成工作的附庸。

像谷爱凌那样,为了赢和高效,把自己锻造成神级武器,绝对是令人动容且敬佩的。

但如果每次崩溃都要求高效、每次流泪的时间都要被计算KPI,长此以往,会不会有朝一日跌入彻底崩溃的深渊而无力反弹?

看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视频,我开始忍不住为她担心。

可不可以累了就停下来,想哭就哭个痛快,不用掐表?允不允许自己有杂念、有情绪、甚至偶尔失控?

敢于在人前展示脆弱,有时候比忍住不哭,更需要力量。

屏幕前的你,又是什么看法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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